漠南的最高军政代表，开始其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治生涯，将其从儒臣那里学到和积累了数年的汉法逐渐付诸实践。儒臣们则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致主泽民的理想寄托在忽必烈身上，以他们继承和积累的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经验，尽心竭力地帮助、辅佐他，使他得以立足于蒙古统治者和汉地官民之间，避开了数次失位、丧权的危机，不以扩展实力和扩大影响。 “恩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开府漠南后，有了更多宴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更积极地向四方遣使，征聘名士，一时“宿儒俊造，宾接柄用”。辛亥（元宪宗元年，1251），征戊选女真进士赵良弼于赵州。 千子（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元好问北觐，建议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并采纳他们的意见，蠲免儒户兵赋。杨奂、郝经、徐世隆也于同年觐见。癸丑（宪宗三年，1253）召曹州济阴人商挺，甲寅（宪宗四年，1254）召许衡于卫州。李俊民、李冶、王恂、程思廉、渤海人张础、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等相继被召。而早年降附蒙古的史氏、董氏诸子侄和杨惟忠、贾居贞、畏吾儿人廉希宪等与忽必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忽必烈已经储备了大批人才。 忽必烈受命“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大宴属下之际，姚枢向他建议：‘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忽必烈欣然采纳，请于蒙哥，获准。 灭金后，自太宗晚年至乃马真氏、定宗贵由执政时期，汉地管理十分混乱，官吏贪暴，差役繁重，百姓流亡。 太宗时，分邢州万余户为勋臣八答、启昔礼食邑，而监领者不能安抚治理，“征求百出，民弗堪命”，百姓逃亡殆尽。辛亥（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两笞剌罕向王府申诉，刘秉忠、张文谦建议以刘肃、李简同近侍脱脱前往，三人至郡，洗涤蠹弊，革去贪暴，流民复业，户口大增。忽必烈亲眼看到了儒臣的治绩，从而“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牙剌瓦赤为燕京行省断事冒，与不只儿等管理汉地财赋。他们不知安抚，草菅人命，民无以措手足。忽必烈“极知汉地不治”，却不能进行干预和厘正。河南与宋境接，而“民无依持，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军无纪律，暴掠平民”，加之边无备御，南宋不时扰边，“内地之民，多被杀虏”。壬子（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采纳史天泽、姚枢的意见，请分河夕卜昕属试治之，不令牙剌瓦赤有所钤制，得到蒙哥允准。于是设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在西起邓州，东到陈、毫之间，列障戍守。“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严惩贪官，整肃吏治。设屯田万户于邓州，置屯田于唐、邓，授以兵士、耕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在卫州设都运司，转粟于河，令民人粟，储于沿河所设五仓，以解决军粮供给。二三年内，河南大治。 其年夏，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刘秉忠、姚枢从行，枢以宋太祖时大将曹彬取南唐不妄杀人为谏。第二天，忽必烈对他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第二年，师至大理城，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未曾妄杀一人，由此民得相完保。刘、姚劝谏之功不可没。大理既下，留大将兀良哈台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白蛮大姓段共同安辑。 癸丑（宪宗三年，2253），蒙哥大封局姓，允许忽必烈在河南汴京与陕西北京间自择其一。他接受姚枢的建议，选择关中。针对诸将在北京大治府第，以豪华相尚的现象，忽必烈分遣诸将戍守兴元诸州。同时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又立京兆宣抚司，先后以孛兰、杨惟中、廉希宪为使，“京兆诸郡臂指陇蜀，诸王贵藩环拥周布，户杂羌戎，尤号难治”。他们“摧摘奸强，扶植贫弱”。严惩残暴扰民者，关陇大治。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军用。又以姚枢为劝农使，督劝农桑，许衡为提学使，兴办教育。 丙辰（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将改变在桓、抚间设帐而居的状况，命刘秉忠相地筑城。秉忠选择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与贾居贞等共同经营，三年告成，定名开平。开平介于游牧草地与汉地农业区之间，既便于同蒙古大汗所居的和林联系，也便于控制中原，是沟通、联系南北的理想之地。 开平的兴建，是忽必烈用儒臣治理汉地初见成效和信心增强的结果。儒臣们牛刀小试，就使邢州、河南、陕西的面貌改观，这本是蒙古国加强对汉地统治和治理的大好时机。正当忽必烈准备起用儒臣大展宏图之际，却遭到了来自蒙古贵族内部保守势力的干扰ｍ.ＷｅＤaliaＮ.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