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机，向蒙古贵族宣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论。忽必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他进一步询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则乘机建议他“求天下大贤碛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3。在与刘秉忠接触后，忽必烈受到了更多儒家思想的熏陶，对此兴趣更浓，所以当海云南归时，刘秉忠被留在拖雷兀鲁思数年。这期间，他的主张对忽必烈的影响逐渐深化，所以当他奔父丧南归时，王府赐金百两为葬具，遣使送往邢州，一俟服除，立即被再次召至和林。于是刘秉忠开始具体地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典章、礼乐、法度，纲常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并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解决办法。 忽必烈此时，云中怀仁人赵璧也因通晓蒙古语被召至蕃邸，以儒书教授蒙古学生，他“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他又泽《大学衍义》，时时于马上为忽必烈讲说4。 通过刘秉忠，赵璧的讲解，忽必烈对中原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方法有了初步了解，他“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5。自甲辰（1244，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始，他开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6。 通过刘秉忠、赵璧等的介绍、推荐，他开始留心中原事务和搜罗、召见中原人物。甲辰，金末状元王鹗被召，并倍受尊重，“朝夕接见，问对非一”。王鹗“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忽必烈开始萌生了以汉法治理国家的意图，他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尽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7元定宗贵由二年（1247）；冀宁交城人张德辉、顺德沙河人张文谦、通州潞县人李德辉又分别被召。这时，忽必烈的问题就提得更为具体、更为深入和更有针对性了，重点集中在“延访圣贤道德之奥，修身治国之方，古今治乱之由”。他问张德辉：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或云辽以释亡，金以儒亡，有诸？”“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农家劳作，何衣食之不赡？”“孔子庙食之礼何居？”“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并询问解决办法。张德辉对答则“详明切直，多所开悟”8。于是奉旨兴学，会生徒，行祀礼，重振文风。行前’又陈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等先务七事。 张文谦以“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日见信任”9。李德辉也被留在王府教授诸王子。上述诸人除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思想外，还向他推荐了大批中原耆儒硕德。刘秉忠推荐张耕、刘肃、王恂等，张德辉也推荐了魏瑶、元好问、李冶、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磐、李涛等二十余人，李德辉推荐了既懂铜人针法又习伊洛之学的窦默。于是“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10己酉（元定宗皇后海迷失执政元年，1249），召窦默，默既至，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并强调伟王之学，贵正心诚意。当被问及“今之明治道者为谁时”，则以姚枢对。于是，第二年（海迷失二年，庚戌，1250），遣赵璧召姚枢。姚枢为营州柳城人，后迁居洛阳。太宗四年来归，曾为燕京行台郎中。因不满于行台长官牙剌瓦赤“惟事货赂”和诸侯“竞相掊克入媚”，辞官隐居辉州，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姚枢以忽必烈能“虚己受言，可大有为，乃尽其平生所学，为书数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叙，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大致为立省部、辟才行、举隐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周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等。每项下又细陈实施办法，“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十分赞赏，遇事多征询其意见，并令其教授世子真金经学。 同年，召邢州人马亨、弘州顺圣人魏瑶。瑶条陈便宜三十余事，举名士六十余人。这样，在宪宗蒙哥即位前，拖雷兀鲁思已经搜罗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在他们的介绍和影响下，忽必烈对汉地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依靠汉地人才、以汉法治理中原的想法也逐渐形成，对以儒治国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蒙哥即位后，在考虑国事安排时，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与他去处理，忽必烈遂离开漠北进驻漠南爪忽都（扎忽都，即金北边部族居住地区）之地，开府于金莲川（又名曷里浒川，地当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一滦河上游，以盛产金莲花得名），作为大汗在M.ＷeｄＡｌian.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