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党，特别喜欢文字，常给单位写稿，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读书。 她们中的其余三个，命也不箅太差。当年，许多人去了新疆、云南、黑龙江，小东阿姨、青青阿姨，还有抗美阿姨，因为是最早的那批，被分配去了崇明岛的农场。 虽说与上海市区仅一江之隔，如今过大桥隧道仅个把钟头，但那时去一趟崇明岛，可比去苏州、杭州还麻烦。有时大雾天渡轮停航，就真正变成孤岛一座。不过，她们被关在农场里头，本身就跟蹲监狱没啥区别，除非有特别的事请假，否则每月才能回家一次。好在我妈在市区工作，没有兄弟姐妹，房子也算宽敞。她们就把我家当作据点，又延续了十年闺蜜之情。 再说回抗美阿姨，在四个女人里头，她是最为命运多舛的一个。 “文革”结束后不久，小东和青青都顺利离开农场回城，只有抗美孤独地留在崇明岛上。因为她家里兄弟姐妹太多，都不欢迎她回家，自觉无望，便嫁给了当地的农民。那座岛号称中国第三大，却是上海乃至江南最穷的地方，就连江北许多县都比它富庶。抗美在农场里吃了太多苦头，她那农民丈夫是个酒鬼，动不动就打老婆，就连她生完 儿子坐月子期间，都不能幸免。苦熬到九十年代，抗美终于跟那农民离婚，把户口从农场迁回市区。但家里照旧容不得她，只能在外租房住，每天起早贪黑卖包子，有时还得靠三个闺蜜接济。 她儿子读书不错，虽比我小两岁，却是出了名的高才生。抗美给儿子定下目标，必须考上一流大学，没想到后来反而酿下了大祸。十多年前，最要紧的高考关头，抗美倾尽毕生积蓄，给儿子报了辅导班，还租下考场附近的酒店客房，只为儿子能考上第一志愿北大经济系。然而，高考过后，噩耗袭来：抗美的儿子偷偷买了张去崇明岛的船票，渡轮行至长江中流，他翻越栏杆，纵身一跃，被浑黄之水吞没。打捞三天三夜，才在崇明岛边的芦苇滩上，发现了少年的尸体，已被鱼虾咬得面目全非。警方调查死因，确定是孩子高考失利，自觉无法考上心仪的大学，无脸面再见妈妈，心郁气结，方才踏上绝路。后来想想，也是做妈的逼得太紧，一心一意要让孩子考取功名，也为补偿自己这辈子的不幸。 想来，这世上的悲欢离合，不是你妈逼的，就是我妈逼的，莫不如是。 儿子死后，抗美有足足三个月不曾说话，尝试自杀过几十次……不是割腕昏迷后发现伤口结痂了，就是跳楼被六层到二层的无数晾衣杆救了性命，跑回农场喝老鼠药竟碰上山寨货，最后一次是开煤气，结果自己非但没有中毒而亡，反而搞得整层楼都被炸光，隔壁邻居三死四伤。 于是，她被送入精神病院，至今已逾十年。 说到此处，我看着她们淡然的表情，再想想精神病院里的女子，想想她那幽深的目光。窗外仍是瓢泼大雨，阵阵闷雷声滚过，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最后，小东阿姨做了总结性发言，“骏骏，你不知道，这一天，是我们四人初次相识的日子。其实，推算起来也不困难，就是那一年的小学入学日。每年今日，我们都会相约来这里看望抗美。” 话音未落，一阵风吹开了窗户，我被打了一脸的雨。 有个男人帮我们关紧了窗，就是一直在角落里吃葱油拌面的那个。 “谢谢啊。” 但他默不作声，径直坐到我们的桌子边。他看上去三十多岁，穿着笔挺的衬衫，胸口别着医生常用的钢笔，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伸出一只骨节细长的手，伴着雨点有节奏地敲打桌面。 “晚上好，我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你们刚才所说的抗美，是我负责主治的病人。“ 男人用极快的语速说话，就像大多数医生那样。他冰冷的目光扫视桌上的每个人，仿佛我们个个都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大家不约而同地低头，只有我迎着他的目光。 我懂了，晚餐，才刚刚开始。 小餐馆里沉默无声许久，还是青青阿姨先开口，“医生啊，真是太巧了，请问啊，我们抗美什么时候能医好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 晕，这个医生很有九十年代港剧的风格，小东阿姨算是见多识广，浅浅笑道：“请先说坏消息吧，医生，我们一把年纪了，有心理承受能力的。” “坏消息就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症一辈子都治不好了。” “唉，真是可怜啊。”青青阿姨掏出面巾纸，擦了擦眼角。 “好消息呢?”我妈问。 “也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症一辈子都治不好了。” 这种回答让人愤怒，青青阿姨瞪了瞪眼睛，“这算什么好消息？拜托哦，你是医生哎，怎么能说这种没良心的话？” “抱歉，但对你们来说，这就是好消息。” 医生看着我妈、青青阿姨和小东阿姨，唯独跳过了我的眼睛。 “你想说什么？有话就m.wEdAｌｉＡＮ.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