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3年，萨班与其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随使者上路，一路上讲经传法，1246年八月到达凉州。此时，正值大蒙古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召开之际，阔端不在凉州。第二年一月，萨班一行才得以谒见阔端，他为阔端讲经说法，治病禳灾，很受器重。阔端说：“汝携带如此幼小之八思巴兄弟及侍从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汝以头来归顺，他人以脚来归顺，汝系因我召请而来，他人则是因恐惧而来，此情吾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吐蕃教法，可仍着八思巴学习之，着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言。若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实际上，阔端在学习佛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向萨班劝降。萨班受到的礼遇，使他确信依靠蒙古贵族将有利于萨迦派的发展。因而在这里萨班已经代表西藏各派势力同蒙古贵族进行了谈判，并决定西藏归附蒙古。条件是蒙古国在西藏调查户口，编造清册。征收赋税，任命达鲁花赤；西藏各派僧俗人士，仍可继续任职，从而确定了蒙古贵族依靠萨迦派控制西藏的方针5。 1251年，蒙古诸王、大臣的忽里勒台选举蒙哥为蒙古国大汗。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总漠南军国事。萨班归降蒙古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全体藏地上层人士的认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还没有完全归附，西藏的一些教派上层也在进行抵制。蒙哥一方面遣和里祷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与两淮、四川等处蒙古、汉军，“皆前征进”。一方面利用萨迦派上层与阔端的关系继续对各派上层进行劝降活动。 十一月，萨班死，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教主。宪宗二年（1252），蒙哥下令在汉地、斡罗斯和吐蕃等地清查户口。八思巴以萨迦派教主的身份写信给西藏僧俗上层，一方面通报萨迦·班智达病逝的消息，一方面通报蒙哥即位和清查户口的有关情况，并遣格西多吉周和松布等与清查使者同往，以便向吐蕃上层解释详情，避免惊惧，保证括户顺利进行。 在清查西藏户口的基础上蒙哥依照在其他征服地区的先例对西藏地区也实行了分封，将止贡划归自己、察巴分给忽必烈、迦萨分给阔端、噶玛分给阿里不哥，旭烈兀则得到了帕竹派地区。 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夏，驻军六盘山，遣使凉州迎请。 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与阔端子蒙哥都至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忽必烈留下八思巴，与之结成施主和福田关系。这是八思巴与忽必烈的第一次会见，它对八思巴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萨迦派与元朝统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忽必烈的军营中已经有一些本封地的察巴噶举派僧人。但是，他们知名度不高，影响不大。当时，南宋军队在边界上坚壁清野，对忽必烈自临洮进军四川不利，他决定取道甘、青、川藏区，对南宋实行战略包抄。为了顺利地通过藏区，他需要一位威望高、影响大的藏族上层人士的协助。于是他邀请在凉州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教主噶玛拔希到军营中会见。 八思巴大约在该年冬天至忽必烈军营，向忽必烈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宗教情况。在王妃察必的鼓励下，忽必烈开始接受佛教。 宪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萨迦派的密法灌顶，在察必的支持调停下，与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6，而噶玛拔希却迟迟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时，八恩巴在凉州主持了其伯父萨迦·班智达灵塔开光仪式。当忽必烈自云南北返时，他再一次到军营中会见其施主，并追随忽必烈到达汉地。忽必烈对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远道来投十分重视，“颁给八思巴一份称为‘藏文诏书’（扎撒博益玛）的文书，肯定八思巴作为他的宗教上师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担任佛教的施主”7。 宪一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专区东部、昌都专区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地区），可能为迎请传戒上师和宣谕藏文诏书。不久，又返回忽必烈营地，并见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带回的佛牙舍利。 宪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献《新年吉祥祝辞》，称忽必烈为“尊胜人主”，祝愿他“胜于各方”8。至此，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特殊的宗教与政治关系正式确立。同年噶玛拔希也曾晋见忽必烈，但他拒绝了忽必烈请他长期留在身边的要求，并转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后来，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之际，他因涉嫌支持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惩罚，从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统治者发展本派势力的机会，八思巴便成为忽必烈身边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势力的代表9。 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Ｍ.ｗEｄＡlIAn.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