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和娜娜在带教，这次你们就还是和我一起。” 我和任娜相视一眼，都在彼此眼里看见了“倒霉催”这三个大字。 但我们只是被拿捏的工薪阶级，并没有许多说“不”的权利，哪怕向上级袒露希望重新协调的意愿，上级大多时候也会说“这次先这样，下次再帮你们排开”。 领导轻飘飘的“下次一定”，落在每位底层社畜头上，都是令人感觉疲惫的“不了了之”。 我不是说梁一晴人不好，她人是好的，私下待我们大方包容，也时常指点我们的学习方向，但她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个工作狂，能牺牲个人生活去满足工作需求，一切以项目为重，其他都可以让步。 我并不觉得有事业心是坏事，梁一晴的工作能够给她带去成就感和满足感、实现她的自我价值，这对于她来说是了不起的事。并且她也不是非要手底下的人和她一起卖命，这就足够了。 只是我和梁一晴的工作理念不同，沟通起来很难相互理解，我觉得她苛刻，她觉得我“可以克服”——那就不必勉强去相互理解了，于我而言，服从安排最省事。 虽然我们与何运兴之间有些小摩擦，但我认为这都是针对于工作，没必要参杂过多私人感情，因此在带教的时候，我至少是知无不言的。 不过，何运兴显然是参杂了许多私人感情，对我和任娜说的话爱答不理，问他什么不回应，让他做什么也很拖沓，这就很令人心累和生气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午五点多，实验结束后就盼着下班，结果好事不成双，祸偏不单行—— 下班时，我原本很期待司昊能够准时离开公司，因为这一天我都没机会和他碰面，微信上的交流也很少。 明明这种状态很平常，我却萌生想念。 临六点前几分钟，司昊发来消息说他今天会晚一些，叫我不必等他，我只能回复“好”，再对他说一句“工作辛苦了”，但我的失落和想见他的心绪却骤然无处安放。 闷闷不乐坐上回家的地铁，还没开出去几个站，我突然接到了梁一晴的电话。 我瞬间头皮一麻，冉起不详的预感。 接起电话，梁一晴说：“云天，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现在回公司一趟？” 我一看时间都六点半了，心里咯噔一下。 我问：“有什么事儿吗梁姐？” “是这样，有个客户送样本过来做测试，原本是要走物流干冰运输的，今天正好赶上他们有人员过来出差，想着我们公司有人值班，就直接捎送了，没提前打招呼，这会儿人都快到了才打电话。”梁一晴的语气也有些无奈，“对方又说样本很重要，一定要人员面签，本来我自己回去就行，但我爸爸这两天在市里住院，我这会儿正要去医院换我妈妈。何运兴倒是租房在公司附近，可我不放心他……云天，你在回家路上吗？不方便的话，我再问问别人。”Ｍ.weｄＡlｉAN.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