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笑了。冲着我。 我仿佛看见八年前那个不到一米七的孩子，弯腰顿在我上铺，手捂着脑袋，皱着眉，向我难为情地笑。 我猛然甩开他的手，硬撑着咧嘴笑起来，我说：“你丫小心别让资本家给剥削得吐血了！” 我的笑声，做作得好像在演话剧。 他没看我，而是迅速把脸转向墙脚儿：“那几个纸盒子里都是书，我去旧金山也用不上，先放你这儿吧！” “别，你都带走吧！姓林的是不是开车来接你？” 他点点头。 “那你都带走吧。”我拼命咧着嘴，我知道如我这般的演技，是连世界上最差的话剧团也不能容忍的，可我坚持着说，“你到哪儿离得了这些书？再说饭馆儿是多无聊的地方儿呀。赶紧的，呵呵，千万别留我这儿，又占地方又碍事。哈哈！” 我一转身儿走出卧室，跟逃难似的。 方莹正站在厨房门口儿探着头张望。 我快步走出大门。 我是得赶快，因为一不小心，让眼泪流出来了。 （上部完） 下部 TZ的悲剧 第十二章 硅谷打工族 1 其实工作的日子还真不错。 早晨七点半听着闹钟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饭，上班下班吃晚饭，看电视上网睡觉，每天好像按同一路线行驶的班车，准点到站离站，司机加乘客就只有我一个，我吃饱了全家不饿，我睡着了没人醒着。这种日子实在清闲得不得了，如果不是每天要早起，那就跟做神仙差不多了。 以前做学生时难得天天早起，倒是必定天天熬夜。理工科的留学生们都好像是夜行地动物，永远看不到晌午的太阳。虽说上学期也赶了几回早课，但一周不过两三节，而且下了课可以回家补觉。上班后一下子把作息时间调前三个多小时，这时差一时半会儿还真倒不过来。 虽说硅谷时兴弹性工作制，有人干脆在家“远程工作”，可我上班的钟点儿一点儿自由都没有。早八晚五，绝无迟到的可能，谁让这份工作的性质就是帮着客户解决技术问题呢！客户遍布美加，地处东海岸的大有人在。那边儿比加州整整早了三个小时，您这儿八点上班，人那儿可都上午十一点了，您再晚到公司一小时，人家整整一上午都得干瞪眼。所以公司明文规定：弹性工作没问题，要来早来，干脆六点来（不过没说可以早走），晚于八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就为了多睡二十分钟，我尽量靠近公司找地方住。好在公司所在地区差不多是硅谷的“贫民区”，我于是借光儿找了一处便宜公寓，一室一厅每月九百八。您说九百八还不算贵？再加点儿就够两张北京旧金山的往返机票了。可2000年那会儿，随便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就一千二三，而且有钱还不一定能立刻住进去。所以像我这样仅仅花了一天功夫就找到一千块以下的一室一厅，而且离公司开车五分钟，运气真算是不错了。 我住的公寓在一栋临街的两层小楼里。这座楼离远了看有点儿像北京建筑工地的工棚，不过里面条件肯定比工棚强。地毯有点儿旧，但算得上干净，也没什么怪味儿；厨房的炉具都是新换的，卫生间也挺整洁，墙上钉着一块大玻璃镜子，虽然人照着有点儿变形儿，可镜子顶上装着射灯，光线还挺柔和。卧室和客厅虽然有点儿嫌小，不过凉台的拉门和窗户都特宽大，一色的蓝天鹅绒窗帘儿，窗外有棵巨大的棕榈树，好像一把特大号的遮阳伞，大中午的一点儿阳光都透不进来，不过到了晚上，倒是能让马路对面的霓虹灯光钻进来一些，斑斑驳驳地洒在房顶，也算别有意境。 我的街坊都是贫穷而快乐的墨西哥人。最典型的就属“房东”一家，一对儿黑黑胖胖的夫妇，养着五个孩子。每天房门大开，屋里叮叮咚咚放着快乐的墨西哥民歌，女主人有时还亮开嗓子跟着唱两句。这对夫妇虽被房客们称为“房东”，其实也只不过是被房产公司请来管理房子的人，帮着处理租房的事宜，再做做维修保养，自家的房费就得以免除。平时丈夫出去做些零活儿，老婆则在傍晚到超市去打工，一个月千把块的零花钱，不愁吃喝也不打算给孩子们攒学费——根本没指望他M.wＥＤAｌiAn.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