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的关键原因。 进入五月之后，江淮、河淮全面进入汛季，特别是淮河沿岸受战事摧残，堤坝常年失修，入汛之后两岸，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内，皆是洪水泛滥——受淹区域不仅限制步骑通行，同时还因为淹水深浅难测，舟船也难以通过，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发动战事的，敌我双方也因此进入静默期。 徐怀也是从容不迫的亲自护送绍隆帝及文武百官迁回到襄阳。 襄阳这边除了潘成虎权知府事，徐忻出任兵马都监兼知襄阳县事，以及陈松泽、苏蕈等人执掌皇城司，负责宫禁及绍隆帝宿卫、贴身侍卫等事务外，朝堂之上以顾藩为尚书左仆射，实际执掌政事堂；钱择瑞继续以佥书院事具体负责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徐怀虽任枢密使，但平时不常驻襄阳，根本无法兼顾枢密院的日常事务。 周鹤改任御营使，武威郡王赵翼以门下左丞兼礼部侍郎；乔继恩出任都知内侍省事，兼管齐王府与宫禁事务。 宁慈等人虽说一直以来都跟京襄（楚山）尿不到一壶里去，但并未参与“逃京之变”，没有其他明显的把柄，自然也是官居原职，共同维系中枢的运转。 襄阳作为京师，理论上就不再隶属于京襄路，转归中枢直辖，为弥补京襄路的财赋缺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统筹安排桐柏山、淮阳山所涉到的州县防务安排，将随州、安州从荆湖北路划入京襄路。 除了蓟州从裁撤的淮南西路划出来，以及硖州划入荆湖北路外，徐怀还将完成围垸、垦屯的新蔡县划归鄂州。 对葛伯奕离开之后的荆湖南路的处置，除了将硖州划归荆湖北路、将荆州南四县划归荆州外，徐怀举荐朱沆以尚书左丞出任荆南制置安抚使。 一方面中枢除了朱沆等有限数人外，也没有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去坐镇葛伯奕残留种种影响的荆湖南路。 另一方面朱沆虽说内心更忠于赵氏宗室，但无论是他作为先帝旧臣的核心代表，还是他与潜邸系理念差距太远，又或者世人皆以为朱家早就投靠京襄，都注定朱沆与葛伯奕残留在荆湖南路的人马尿不到一壶里去，甚至还能彼此牵制。 作为洞荆湖寇主要肆虐的区域，荆湖南路的生产在过去几年里受到极大的破坏，当地人口流失严重，而又有大量的流民滞留。 理论上荆湖南路是可以进行大规模清田屯垦的，但考虑到葛伯奕残留势力的影响跟不甘雌伏，考虑到江南东路的江北区域应首先推进清田屯垦，徐怀暂时还是希望荆湖南路保持现状，先进行平稳的过渡。 朱沆各方面都算得上过渡时期、坐镇荆湖南路的良选。 当然，徐怀也得防备朱沆有别的谋算，另荐程益出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以便司空府对荆南有一定程度的掌控。 徐怀回到泌阳，司空府府署也将常驻于泌阳，也需要对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主要核心职能部门转入司空府之后，京襄路制置安抚使司之下同样恢复帅、漕、仓、宪四司分置的格局。 京襄路乃是司空府的根本之地，徐怀还将继续兼领制置安抚使，程伦英则出任京襄路转运使、提举常平使执掌漕司、仓司，兼知南阳府事；徐武坤出任兵马都部署，执掌帅司，即负责京襄路地方守军的编成、组织以及除泌阳城之外的城寨守御之事；此外，徐怀还举荐周鹤长子周良恭出任京襄路提举刑狱公事，执掌宪司；史轸长子史珣出知泌阳县事。 而在司空府层次，史轸执掌长史院兼领五路度支使，依旧稳居京襄吏臣之首，主持司空府大小政事；韩圭授任军师祭酒，执掌主簿厅，居僚职之首，主持枢机案牍等事；徐武碛执掌司马院，负责马步军及水军的组织、编练、军法监察、城池营造、军械被服制造、后勤运输补给、军事指挥学堂建设等军务相关事宜。 军情参谋司升格为与长史院、司马院同等级别的一级机构，除了军情侦察外，更主要侧重于作战筹划及执行等事务，实际将成为司空府的作战指挥中枢。 以往主要负责军情刺探等事的周景、张雄山就难以胜任主官之职了，徐怀则将陈子箫调入司空府，执掌军情参谋司，周景、张雄山以参谋军事作为陈子箫的副手，共同执掌军情参谋司。 陈子箫离开之后的蔡州行营，由唐盘出任都统制兼知蔡州府事，韩路荣为副都统制。 此外除了铸锋堂调归司空府直属外，云阳、淮源等地的工矿基地，也都随着军械监、工造监的升格，从京襄路划分出来，归为司空府直属。 虽说“逃京之变”令预定的渡淮北伐拖延下来，但也为以京襄为主，梳理帝国方方面面的军政事务提供了难得的缓冲时间，为淮西地区的生产恢复，为靖胜、Ｍ.ＷｅdａｌIＡＮ.ｃoＭ